作者： 吴燕仕
我出生的地方叫洛果，解放前隶属于云南省。据说，一百多年前，有个姓吉尔的布拖籍彝族人，带着他的猎狗从合井一路狩猎而下，到了洛果这个地方，发现一股甘甜的山泉，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慢慢形成了一个村落。那里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除了购买点食盐和布匹外，几乎不用和外界打交道。虽谈不上丰衣足食，却也未曾发生过“途有饿殍”之类的悲剧。节衣缩食、缝缝补补便能够勉强自给自足地活着。到上世纪80年代，那里成了拥有40多户农户的彝家寨子，我外公吉斯家就是其中的一户。
1980年，父亲从马路（今海子乡）来到洛果，成了吉斯家的上门女婿。第二年秋天的某一个早晨，我降生了。那个年代，我们那里的人们几乎没有人识字，据说我上户口的时候，母亲只记得我是鸡年生的，不知道公历是什么日子，好在上户口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就问我母亲：是在哪个季节生的?母亲说：是在收苞米的那个时候。于是，收苞米季节的某一个日子成了我的出生日期，陪伴我至今，也将陪伴我这一生。因为没读过书，很多人习惯了“放羊人为了娶妻生子而放羊，娶妻生子是为了让他们继续放羊”的生活模式。而父亲是个例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将我送到了学校。因为，一方面，没人照看我。那时候外公才50多岁，还能干农活，加之刚刚包产到户，都在争当“万元户”，谁也不敢闲着，谁也不想落在谁的后面。外婆得了白内障得不到医治（唯一的“医治”就是做“迷信”），导致双目失明，无法看管我。另一方面，上过18天学的父亲是个开明的人，明白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道理。5岁那年，父亲就将我送到乡中心校上小学1年级（那个时候，乡中心校没有幼儿班或学前班）。记得去报名的那天，报名的老师看我很小，便给我做了一项测试，叫我将右手抬起，从头顶绕过，能摸到左耳，就收，否则下一年再来（我想，这是当年招收学生时衡量年龄大小的唯一标准）。然而，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摸不到我的耳朵。后来父亲好说歹说，还是给我报了名。上学的第一天，母亲从乡供销社那儿给我赊了一个书包——一个那时候几乎是唯一款式的军绿色挎包。从此，我就背着比我身体还长的书包，屁颠屁颠地跟着比我年长的几个小伙伴走进了课堂。这就是我读书的开始——那个上学意义上的读书。
我所说的读书，是通过对课本以外，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的阅读，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的读书。我喜欢读书，最初源自于喜欢听故事。彝族有着丰富的民间故事，听长辈们讲故事是我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每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的时候，都会讲故事。你讲英雄支格阿尔，我讲毕摩阿史拉则，他讲先祖笃慕伍伍，彝家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
父亲没读过什么书，认得的几个汉字是爷爷教的（爷爷民改前在西昌民干校读过几个月的书）。父亲成年后，在生产队担任过记分员，在当时来说，认识几个字，能够记点数字，就是个文化人，但对于父亲来说，能够阅读还远远不够。80年代中期，我们那里开展了彝文扫盲班培训，记得那时候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班，白天干活，晚上就上课，严格考勤，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扫盲是深入的、扎实的。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父亲差不多把819个简化彝文字都记住了。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些彝文书籍，试着开始阅读。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父亲总是给我讲一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他说这是书上记载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书中有“故事”，也向往着总有一天自己也能识字、读书。
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读了我人生中第一本课外书——《故事会》（之前也看过一些连环画之类的小人书，但只看图，看不懂文字说明）。我的同桌叫马尔，从他家到学校，要通过一片树林，树林里有野鸡，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套野鸡。套野鸡需要一根细绳，一般用干枯的藿麻皮搓拧而成，那活只有大人才能干，如果大人不给你提供，我们自己是无法弄到的，那时候什么都缺。绑烤烟叶用的尼龙索是最好的、现成的替代品，我家那时候是栽烤烟的，有那种尼龙索，而马尔家没有，怎么办?只有和我交换。他父亲是一名退休干部，哥哥在上高中，当然也有我们家没有的东西。最先，他用一些印有鹦鹉图案的明信片和我交换，我们的交易进行了几次后，大概他家也没有那种明信片了。有一天他拿着一本书，找我交换，我一看封面写着“故事X”字样（因为后面那字是繁体的“会”字，当时我并不认识）。一看是和故事有关的书，我就来了兴趣，于是，和他交换了。就这样，他得到了他喜欢的野鸡，而我也得到了我喜欢的“故事”。当然，那时候读起来，还是一知半解的，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字需要翻《新华字典》。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许多时候，课堂上，我认真听讲，很少在课外抱着课本复习，甚至在假期，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都很难完成。我甚至在课堂上，悄悄看课外书籍。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了图书馆，我学会了借书。我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俄国作家普希金所著的《上尉的女儿》（亦译作《大尉的女儿》）。说实话，那时候阅读是片段式的阅读，看到一个故事情节写得精彩，就认真去读，而作者对一些人物的心理描写等深层次的、精髓的东西就没认真读过，加之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读也读不懂。到现在，我只记得那本书里有个决斗的故事情节。后来知道，作者普希金最后也死于决斗，年仅38岁。初三那年，别的同学都在如火如荼的备战中考中，而我是个奇葩，临近中考的两个月里，我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读完了。当别人不是抱着英语书就是拿着政治课本挑灯夜战的时候，我却感动于高家青年一代冲破封建宗法束缚，走向新生活的恩怨情仇中。好在中考前两个星期，在和我同班的、比我年长两岁表哥的监督和“威逼”下，才进行复习，后来刚刚上了中专线。
孤独分两种，一种是没人陪你说话聊天，没人向你嘘寒问暖，孤独感油然而生，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独；而另一种则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周围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当你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将是一种窒息般的孤独。我去读中专的那一年，第一次来到成都，面对大城市的车水马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感觉自己像一只灰鼠，极度自卑，加上说话带“彝腔”，和其他同学交流起来很困难，所以，一个学期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陪伴我的是一本本书籍。这三年里，我读了很多外国名著，熟悉了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尔、高尔基等一些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阅读，还是停留在“看故事”的表层上，领会不到作品的精髓。所以，一本书看了就看了，似乎没有吸收到什么东西。有点印象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著的《巴黎圣母院》，曾惋惜于极美的艾丝美腊达多舛的命运，感动于极丑的卡西莫多对爱的执著。每个年龄阶段，阅读时所关注的或是感兴趣的内容有所不同。正如我读莫泊桑小说集《羊脂球》时，正值青春萌动的年纪，所关心的是作品中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对作品中所隐含的人性善恶方面的思想虽也有所感悟，但是模糊的。我甚至会去关注作者对那些性方面的描写。我想，这也是很多人所经历过的。我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古典白话小说读起来让人费解，现代小说又很难得有一部称得上世界名著的作品。在阅读西方一些神话故事的时候，另一方面，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西方作品中涉及的神话故事和彝族的民间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如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的故事和彝族先祖笃慕伍伍到天上恩梯古兹家取火的故事；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与彝族传说中人类由两兄妹结合繁衍而来的故事；再如《圣经》里“诺亚方舟”与彝族洪水漫天后金柜、铁柜和木柜等等，诸如此类相似度很高的故事还有很多。中专三年里，我唯一读过一部中国小说就是《西游记》。
我放过羊，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中专毕业那年，国家不再包分配，我本想在成都一公司上班，但母亲死活也不让我去。原因很简单，当时我们那儿去成都读书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一个。母亲天真地认为，外出工作是去“打工”，臊皮，我从“大城市”毕业回来，理所应当在本地考个工作、当个干部。我不想让母亲伤心，听从了她的话考公务员。第一年考公务员没有考起，于是就成了当时我们那里文凭最高的牧羊人。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读书成了一件难事，我们那里是偏远山区，买不到也借不到，我的藏书又不多。能得到一本书成了一种奢望，所以，不管见到什么书，我都会想方设法拿起来读，读书没有选择性，我甚至在一位基督徒（也许是后来所谓的“门徒会”）那儿借了《圣经》来阅读。
我很早就接触网络，最先网上聊天是在网易的一个滚动式的聊天平台，后来才有的OICQ，也就是QQ的前身。曾一度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网游、聊天、玩博客、发帖子、网上阅读等，虽然通过网络传媒能够了解阅读的信息非常多，但却没有让自己深刻的理解和记忆，了解的东西成为过眼云烟，不知不觉中，自己被“碎片化”了。参加工作以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阅读的书大多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政治经济类的书籍，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读书越来越有了理性的选择，通过阅读学习的东西也越来越系统化。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单纯的“看故事”到带着思考去阅读，我很庆幸自己养成了读书好习惯，书本知识如人生阅历一样需要积累沉淀，它没有给我带来物质层面上的财富，但却给足了我一生的精神财富。读书不仅丰富了我自身的文化素养，还极大的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为我的工作和生活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积淀着我的人生。我喜欢读书，读书也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会一直读下去。
